行为艺术之父中国首展！数亿人曾为他的爱情落泪1988年，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来到北京，从长城两端各自徒步2500公里走向对方，以此为他们12年的感情划上句号。

　　乌雷作为男性，代表“火”，从四周沙漠环绕、戈壁边沿的嘉峪关出发向西走。阿布拉莫维奇则代表“水”，从位于渤海之滨的山海关出发向东行进。 90天后，两人最终相遇，没有过多的言语，只是紧紧拥住了对方。

　　乌雷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兴奋。“他是个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，一路上用宝丽来相机不停地记录着遇见的人与事。他后来把这批珍贵的相片带回欧洲，让欧洲的观众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真实的样貌。”乌雷基金会总监哈娜（Hana Ostan Ožbolt）说。

　　在乌雷当时的日记中，手绘着他沿途看过的风景，张贴着他用过的粮票、人民币，还记录着他从村民以及随行翻译那里听来的中国诗人、思想家们的语句。他认认真真地用中文写道：“爱，犹如空气，无论在何处，我们都享有它。”

　　“从这些记录中，你能感受到他是真的和这片土地，以及这里的人民建立了很深的联系，他在一步步地试图更贴近中华文化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原本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是计划通过长城之旅确定彼此的感情，走入婚姻。奈何签证等问题，这一计划被耽搁了5年，两人的感情也在这期间走向了尽头。

　　“很多人一直认为两人在走长城的时候还是恋人关系，是在这期间乌雷出轨才导致了最终的分手。事实并不是这样，在开始徒步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已经破裂，两个人总是在疯狂地争吵。但为了艺术，他们还是决定要去完成这件事。”哈娜告诉一条。

　　用极具中国特色的剪纸重新演绎了与阿布拉莫维奇的长城之旅：当时的妻子丁小松操纵着纸人，最后将纸人点燃，暗示关系的终结（《情侣》1989）

　　与阿布拉莫维奇分手后的第二年，乌雷与在长城徒步后遇到的翻译丁小松结婚，并有了一个女儿。中国，让他迸发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。

　　2022年9月，乌雷逝世2周年，这一心愿终于实现。乌雷亚州首次个展在北京马刺画廊举办，汇集其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，及包括日记在内一系列从未展出过的珍贵私人物件，全方位展现了这位先锋艺术家的传奇一生。

　　“在最后的岁月里，他身体十分虚弱，只能躺在床上，却还在牵挂着来中国办展览的一些文件和资料。这次展览能得以实现，正是基于他生前所做的这些计划、他希望为中国观众带去些什么，”乌雷遗孀、基金会管理人莉娜（Lena Pislak）对我们说。

　　1943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乌雷出生在战时德国的一间避难所内。父亲重病缠身去世，母亲精神失常。15岁，他就成了孤儿。

　　“战后消沉的氛围，加上原生家庭的问题，他没有感受过太多爱意、关心，甚至温暖。这样的成长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，他渴望通过创作探索自己究竟是谁，哪里才是自己的归属，”哈娜说。

　　1970年代，乌雷开创了一种极其新颖的创作手法，介于摄影与行为艺术之间——用宝丽来相机拍下行为表演。

　　拍摄宝丽来相片对他而言像是一种表演，他在镜头前换装、扮演不同角色：把自己化妆成半男半女的样子，将不同装扮的自己拼贴在一起……“你可以在外表上完全变成另一个人，在社会环境中体验不同的经历，重新去思考自己的身份、社会对这些身份的定位，这件事令他着迷。”

　　社会边缘群体是乌雷最感兴趣的对象，妓女、变性人、流浪汉、移民…….“与这些同样没有归属感的人一起，他试图去建立桥梁，引发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和讨论，这是他反抗社会规范、固化观念的一种方式。”

　　“这样的反叛精神贯穿他的艺术创作与生活。在这个被市场掌控的、高度统一的时代，他依旧希望去做那个不合群的人，去做一些主流之外、不一样的事情。”

　　最为激进的一次“反叛”，发生在1976年。他从柏林的新国家画廊偷走了希特勒最喜欢的画作——卡尔·施皮茨韦格的《可怜的诗人》，并在的追击下，最终将画挂到一个贫困的土耳其移民家庭的客厅里。

　　1975年，乌雷在荷兰观看了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表演《托马士之唇》。表演结束后，阿布拉莫维奇说，“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们去喝一杯吧。”乌雷很惊讶，“今天也是我的生日。”

　　两人从包里翻出自己的日记本，这一天的页面都被撕掉了。生日，关联着他们有关家庭与童年不好的记忆，是一年里最讨厌的日子。“我们就像是失散已久的双胞胎，身体和灵魂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，”阿布拉莫维奇曾如此回忆。

　　吸引阿布拉莫维奇的不光是那些与她惊人相似的地方，还有乌雷骨子里的前卫和无畏。“他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，他的生活是那么的激动人心、充满实验性。”

　　两人一拍即合，开始了长达12年共同生活、创作的日子。他们开着一辆面包车四处游牧，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：早上5点要帮农家放牧以换取必要的食物，挤羊奶、接山泉水喝，常年的居所就是一张1.5米的床垫。

　　“当物质的需求被降到最低，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生活只有那个你最爱的人，和你们最爱的那件事——创作，那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、快乐的时光。”

　　他们写下了后来著名的艺术宣言：没有固定的居所，永远在运动，突破限制，敢于冒险，不重复自我，不预设结局……“所有的这些，决定了他们的作品注定是不凡的，”哈娜说。

　　赤身，从相距20米的地方向对方移动、相撞，一次比一次猛烈，直到半小时后阿布拉莫维奇被撞到在地……

　　乌雷持箭、阿布拉莫维奇持弓，他们以身体的重量将弓拉满，箭头直指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。稍不留神，箭就会离弦而出。两个麦克风记录了两人越来越剧烈的心跳和呼吸声。

　　有人曾问乌雷为什么不指向自己的心脏，他答，“可是她的心也是我的心啊。”这场表演最终持续了4分10秒，是乌雷说自己没办法再继续下去。

　　“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，每个人都能与之共鸣，是因为它如此极端、强烈，却又如此简单、纯粹。它探讨着人类最根本的一件事——关系，不单单是男女关系，是我们所有人之间的关系，”哈娜说。

　　“他们希望将人在关系中可能会遇到的冲突、伤害放大到极致，这与两人实际的关系其实是完全相反的，但他们愿意把自己暴露在这样的情境中。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下，人的脆弱、最原始真实的反应，才一览无余。”

　　随着作品越来越出名，两人的关系却每况愈下。乌雷后来在采访中提到，自己并不喜欢这种过分共生的关系，也不希望成为名人，他更享受无名的状态。

　　1981年到1987年，两人进行了22场《夜海穿越》的表演：每天静静地坐在一张长桌的两头，彼此对峙七个小时。“这种长时间的、重复性的作品其实更多是她的风格，不是我擅长的。后来我实在撑不住先离开了，但阿布没有，她选择继续下去。”

　　1988年长城分手行之后，两人22年没有见面，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阿布拉莫维奇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到世界各地办展、演出，乌雷却很少再出现在主流艺术界的视野中。

　　“当我受伤的时候，我就像一只猫，会默默地缩回去。但对阿布而言，爱破碎之后，就变成了恨。”乌雷后来回忆。

　　正当所有人以为这段旷世之恋已经终结时，2010年，乌雷惊喜出现在了阿布拉莫维奇MoMA（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）个展现场。

　　当时阿布拉莫维奇已经了716个小时，与1500多人对视。她双眼坚定而寂静，纹丝不动，而她对面，有的陌生人却潸然泪下。

　　这一切因为乌雷的出现而打破。当乌雷在对面坐下，阿布拉莫维奇反应了片刻后，向他伸出双手，乌雷也握住了她的手，两人相视而笑，眼里满是泪光。

　　“这是我第一次做作品时打破规定，因为你不是随便的一个过客，你曾经就是我的生命。”阿布拉莫维奇后来告诉乌雷。

　　这短短一分多钟的对视，在网络上引发轰动，上亿人感动落泪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乌雷是在他的妻子莉娜陪同之下来的。“进去之前乌雷说，如果不是我，他根本就不会来。那时他们的关系真的非常不好。”莉娜在一条的采访中回忆。

　　可以说，是莉娜凭着一己之力，改善了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之间冷硬的关系。当我们问到她是如何帮助两人和解的时候，莉娜说自己“爱死了”这个故事。

　　2015年，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为了作品版权问题闹上法庭。“在法庭上，乌雷主动和阿布打招呼，但阿布完全不理她。”

　　“很巧的是那年12月，我和乌雷去印度一个很小的静修所，大概就30个人在。一天早上，我去做瑜伽，竟然发现阿布就在我前面。我心里惊呼，’天呐，她怎么会在这里。’但很快，我们俩就开始聊天。”

　　“阿布对我说，’当我爱的时候就是100%的爱，恨的时候就100%都是恨。’我告诉她，’但是这次也许会不同，我们可以做到不那么绝对。’乌雷本来很抗拒，但后来他也加入进来，聊着聊着我们三个人就成了好朋友。”

　　乌雷身体尚好的最后一个夏天，他与莉娜到阿布拉莫维奇家住了一个月。“这对他们俩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为他们感到自豪。看到他们能克服曾经的一切，重新找回对对方的尊重和爱真的太美好了。这对乌雷来说意义重大。他能够真正安心、平和地离开这个世界。”

　　“爱情其实是一种有非常多限制和条件的爱。和阿布最终能够和解，我想是因为我们真正学会了无条件地去爱。爱的最优结果，也许就是友谊。”乌雷在采访中曾感叹。

　　晚年的乌雷虽饱受癌症的折磨，却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。他回归到早期的探索路径，使用更大画幅的宝丽来相机，试图从根本上融合摄影与行为艺术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他还致力于向年轻艺术家提供帮助。“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能够持续喜欢他的创作，持续与他的作品产生共鸣，是最令他兴奋的事情，”哈娜表示。

　　2011年确诊癌症后，乌雷尝试了化疗、印度草药疗法、顺势疗法、针灸等一系列治疗方式，但最有效的，也许是“电影疗法”。

　　“最开始医生告诉乌雷他最多只能活3-6个月了，他就说想要回到自己人生中那些重要的地点，去和他的每位朋友、每位合作过的人亲自告别。斯洛文尼亚导演达姆扬·科佐莱记录了这场旅程，做成了纪录片《癌症计划》。对乌雷而言博鱼体育app下载，这是他对自己身体的最后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实验。”

　　“发生的一切都非常动人。我记得我们去参加阿布纪录片首映式的前3天，他才刚刚接受过一次化疗。但他永远表现得那么开朗、乐观、勇敢，充满生命力，你无法想象他背后经历着什么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最后他又奇迹般地多活了10年。”对一条讲起这段故事时，莉娜有些哽咽，眼神中还闪烁着对乌雷的恋怀。

　　谈到乌雷人生最后几年的经历，哈娜也有相似的感慨。“最后一次表演作品，尽管坐着轮椅，承受着极大的苦痛，他依旧决定要去到伦敦去完成。后来他只能卧床修养，但每次我们去他家看他，他依旧充满了幽默感。”

　　“乌雷总是形容自己是一个’跳跃’的人。别的艺术家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代表性的风格、手法，并会为了市场、大众维持这一形象。但乌雷的志向正好相反，每一次他都希望去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。一旦他认为已经倾注了自己的所有之后，他便毫不留恋地开始下一个挑战。”

　　“对于乌雷而言，生命在于变化。永远做开创性的事，不断突破限制，更进一步，去享受这其中的乐趣。”